《魏书?乌洛侯传》记载：“乌洛侯国在地豆于之北，去代都四千五百余里，世祖真君（拓跋焘）四年来朝。称其国西北有国家先帝旧墟石室，南北九十步，东西四十步，高七十尺，室有神灵，民多祈请。世祖遣中书侍郎李敞告祭焉，刊祝文室之壁而还”。嘎仙洞宽27米，高约20米，洞深90余米，数据与《魏书》记载基本相符，似像《魏书》所言有神灵在此。《魏书?礼志四》记述：“魏先之居幽都也，凿石为祖宗之庙于乌洛侯国西北，自后南迁，其地隔远。真君（拓跋焘）中乌洛侯国遣使朝献，云：‘石庙如故，民常祈请，有神验焉’。其岁，遣中书侍郎李敞之旨石室，告祭天地，以皇祖先妣配。祝曰：……（祭文）。敞等既祭，斩桦木立之，以置牲体而还。后所立桦木生长成林，其民益神奉之，咸谓魏国感灵祗之应也。石室南距代京可四千余里”。嘎仙洞的石刻祝文与《魏书?礼志》记载的祝文基本相符合，但《魏书》字句有所删改，重点是石刻祝文拓跋焘称：他执政后“阐扬玄风，增构崇堂”。而《魏书》中称为“德声弗彰”。拔跋焘执政时笃信道教，崇尚易经、老子、庄子“三玄”之学。443年到嘎仙洞祭祖前未排斥佛教，佛教在当时也很兴盛，寺庙三千座，僧人二百万。可是于公元446年实施了历史上“三武一宗”四次灭佛的第一遭。可能是《魏书》作者北齐魏收在编写时，有意回避这一事件，改为“德声弗彰”，意为，拓跋焘按照儒释道文化规范，以德治国，声名远扬。也是正如佛理所言，情事情互为因果，毁于此亦兴于此。印度佛教禅家第二十八祖菩提达摩，观到“东方震旦，有大乘之象”，在公元520年，中国南朝梁武帝普遍元年、北魏孝明帝正光元年期间，秉着他师父（印度禅宗第二十七祖般若多罗）的遗教到达了中国弘法。他师父的遗言说“路行跨水又复羊，独自栖栖暗度江”。便是指他由南印度渡海东来，先到南朝与梁武帝见面，话不投机，因此就栖栖惶惶地“一叶芦苇”暗渡长江，到了拓跋鲜卑执政地，已经实施改革汉化了的北朝。他见到的“大乘之象”,就是北魏实施改革后的治世之象。中国佛教禅宗初祖菩提达摩祖师，在河南的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将衣钵传给了具有深厚儒、道两家中国传统文化底蕴的禅宗二祖慧可（神光）。从此以后确定了佛教在中国的本土化，与儒、道文化相融互存，奠定了中国绵延1500多年的“儒、释、道”三家优秀传统文化。鲜卑人也为后世留下了辉煌的“大同云岗石窟”、“洛阳龙门石窟”等宝贵的文化遗产。《魏书》记载“后所斩桦木生长成林，其民益神奉之”。后世居住在此地的鄂伦春人也崇拜桦树，桦皮文化被列入“非物质文化保护遗产”，刻木记契也是鄂伦春猎人上山狩猎的记路标示方法，当地文人有诗颂之：“婷婷玉立万丛中，银装素裹傲寒风。甘作行人归乡记，不愿随流到南洋”的诗句。也似乎是鄂伦春人质朴、忠厚的性格，固守家园甘为游子担当归乡指路人的高尚品质写照。
“嘎仙”一词在鲜卑后裔锡伯人语意为“故乡”之义，也可能是虽然鲜卑人从古称大鲜卑山的大兴安岭走出二千余年，南迁入主中原，但生活在这一地区人们对鲜卑人“故乡”之词的却传承至今。鲜卑人是否与后世在这一地区生活的鄂温克、鄂伦春等民族有无渊源，有待学者考究。
嘎仙洞作为鲜卑人的祖庙，是在时任内蒙古呼伦贝尔盟考古所所长米文平先生，经历多年的艰苦考察、探究，于1980年7月30日第四次到嘎仙洞考察发现的。他是在第四次艰辛考查、下午四点、先发现“四”字，此中真是蕴藏难以言表机缘。可以说米文平先生历尽艰辛找到嘎仙洞拓跋鲜卑祭祖的石刻祝文，确定了大鲜卑山即今大兴安岭，鲜卑石室、祖庙即今嘎仙洞，鲜卑人发祥地即在这一地区。而且这一重大发现无疑地也证实了《魏书》记载的真实性，解决了千百年来困惑着世人的鲜卑人先祖居地的问题。同时也推翻了当时苏联称大兴安岭在历史上是其领土的错误论断。米文平老先生对中国无论从历史上和现实政治上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有史可察的鲜卑人从古称大鲜卑山（意为大祥瑞）的大兴安岭南迁后，只有在公元443年回归祖庙祭祖，这里再没有大规模的人类生产、生活和文化活动记载。大同（当时称代京平城）云岗石窟开凿时间是公元460年，洛阳龙门石窟开凿于公元493年左右，它们都是在太平真君四年公元443年太武帝拓跋焘派大臣李敞等人到祖庙嘎仙洞祭祖之后，北魏拓跋鲜卑人组织开凿的。派重臣组织，精心设计、投下巨资、规模浩大、史无空前。不难猜出极有可能是鲜卑人感到回到祖庙嘎洞祭祖路途遥远艰辛，故在京城附近的山上开凿石窟，雕凿所崇拜的先人、佛（神）像，以方便祭祀。
嘎仙洞未完工的人工雕凿遗迹，还有可能是在公元443年鲜卑人回归祖庙祭祀时带的工匠、工具不多，加上北方在当时气候更为寒冷，记载祭祖日期为农历七月二十五日，已至深秋季节，按气候发展，不到一个月当地已是降雪寒冷天气，中原人不适应高寒地区生活。所以由于气候、人力、工具、给养、防寒等原因，无奈将在祖庙意欲雕凿的设计被迫中止。这又可能是北魏鲜卑人不惜人力、物力、财力大规模开凿云岗、龙门等石窟的又一原因吧。
设计雕凿嘎仙洞簏顶龛的原因，还有可能是。嘎仙洞在深50余米处向左拐，约呈120。角，再洞深还有近50米，尽头地面平坦,人工修整所致，面积20余平方米。到过嘎仙洞的人都知道，在其深部极为黑暗，伸手不见五指，普通照明手电根本不起作用，只能燃火把照明。在公元443年太武帝拓跋焘派人祭祖时，根据人工雕凿遗迹情况分析，有在洞深部雕凿佛像等设计规划。施工需长时间燃火堆照明，方可进行，但是经过一个长时间施工后感到影响很大。一是洞深部空间有限，不便施工；二是燃火时间长，洞内、洞壁温度过高不利施工；三是产生大量的烟尘熏染影响施工及雕凿设计，亦是对崇拜佛像的大不敬；四是火堆长时间燃烧耗氧量大，影响施工人员呼吸；五是嘎仙洞的基岩为坚硬的花岗岩，雕凿难度大、耗时长。由于种种原因，所以产生在意欲雕凿佛像的前上方适当位置开凿一大型露天透光起到照明作用的雕凿设计，来方便洞内雕凿工程的顺利进行。这一分析设想，有待专家的进一步论证。其他地方的石窟有相同类似雕凿设计，或有可能是拓跋鲜卑的后人遗憾由于种种原因未完成在祖庙的石窟雕凿的设想工程，遂萌发实现其在迁徙统治地再现的心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