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别和利用药用植物，是蒙古族游牧民为民族植物学所作出的又一重要贡献，是游牧民利用植物资源的智慧结晶。内蒙古有33个牧业旗和21个半牧业旗，多数分布在高原北部典型草原和荒漠草原地带。阿鲁科尔沁旗地处内蒙古中部地区，是属于干旱半干旱草原类型。仅以该旗为例，民间药用植物共有23科，30属，30种和4个亚种。从植物类型看，四分之三以上为草本植物。这足以说明牧民对草原植物的认识程度和利用效率。食用植物的利用程度，在当地也相当发达。野生食用植物共有77种。根据食用方法的不同，可分为代粮、蔬菜、水果、饮料和其他5种。其中，代粮植物13种，野生蔬菜27种，野生水果19种，饮料植物23种，其他食用植物10种。代粮植物以禾本科为主，蔬菜以百合科为主，水果和饮料以蔷薇科为主。除此以外，还有建筑用植物、工具和工艺用植物、饲用植物、用材植物、纤维用植物、商品用植物、调味品用植物。其中，饲用植物最为丰富，有513种，占当地植物种类的79％。从大类型组成看，蕨类7科12种，裸子l科1种，被子65科500种。②牧民不仅在可持续，循环利用植物方面创立了独特的文明，而且在保护物种多样性、维持生态平衡方面采取了令现代人叹为观止的有效措施。
从成吉思汗《大扎撒》到《阿拉坦汗法典》以及后来的《卫拉特法典》、《喀尔喀法典》都规定，长草时掘地者，草黄时失火者，故意放火者，都要“诛其家”；见草原火灾而不救者，受到严惩和罚畜。
干旱草原地水资源是最为宝贵的。蒙古成文法和习惯法中均有“禁止向水中溺尿”的规定。如果不禁止，水源污染，容易引发人畜疾病。还有，用水必须用某种器皿，不能徒手汲水，禁止畜群饮用水中洗涤、洗澡。
冬春两季围猎，一是为了训练牧民的尚武精神，二是为了以猎补牧，增加收入。打猎时不猎捕怀胎母畜和仔畜，以保证它们繁衍生息，为来年提供更多的猎物。关于这一点志费尼是这样描述的：“除了几头伤残的游荡的野兽外，没有别的猎物了，这时老头和白髯翁卑恭地走近汗，为他的幸福祈祷，替余下的野兽乞命，请求让它们到有水草的地方去。于是他们把猎物和野兽集中到一起，如果清点各种动物实际不可能，他们只点点猛兽和野驴便作罢。有个朋友叙述说，合汗统治时期，一个冬天，照此方法行猎，合汗为观看猎景，坐在一个小山头上；各种野兽就面朝他的御座，从山角往上发出哀嚎和悲泣声，象请原者祈求公道。合罕下诏，把他们统统释放，不许伤害它们。”③成吉思汗之后，《元典章》等法规中也明文规定，正月至七月下旬期间，禁止打猎。因为，这个时期正是产仔和抓膘时期。除规定禁猎期外，
还规定需要保护的野兽。母畜、仔畜、野猪、鹿、獐、天鹅、秃鹫、鹰、鹤等均被列入禁猎范围之内。之后的《喀尔喀法典》又圈定禁猎区域和禁杀动物种类。到上世纪60—70年代，牧民围猎打狼时只打一般公狼和空胎母狼，禁止捕猎怀胎母狼和狼崽，有意保留部分狼的生存和繁衍。因为狼本身一方面是家畜的天敌，另一方面又是草原的守护者，是黄羊、黄鼠、旱獭等有害于草原的动物的天敌。从这个意义上讲，狼是草原生态的重要指标。
草原是由植被、森林、水源构成的复杂的生态系统。其中森林在降雨蓄水、保证水源、调节气候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因此，游牧游猎民历来重视保护森林资源。蒙古《喀尔喀法典》规定：“从库仑边界到能分辩牲畜毛色的两倍之地内的活树不能砍伐，如砍伐没收其全部财产。”“库仑辖地外一箭之地内的活树不能砍伐。谁砍伐没收其工具及随身带的全部财产。”④类似诸法律的制定和实施，保护了森林资源，
也建立了当时行之有效的天然林保护区。
古老的萨满教对保护生态环境曾经起到过积极作用。被封为神山、圣湖、神水、敖包等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其自然风貌长久地被保存了下来。尽管民间宗教对人与自然关系以及对自然物的解释是不科学的，但它所起的作用却具有巨大的科学价值和经济价值。蒙古牧民对“命”的理解是十分有趣的。草和草原是大命，剩下的都是小命，小命靠大命才能活命，连人和人们的图腾—狼都是小命。草原是大命，但草的命最浅最薄最苦。蒙古牧民最心疼最尊重的是草和草原的命，这就是古老而又现代的草原逻辑—草原的命和自然的命比人命更为重要。农耕文明和工业文明历来认为，靠天然草场养畜是原始的、野蛮的。但是这种原始和野蛮中却包含着保护人类生存基础的深刻文明。如果站在草原这一“大命”的立场上看问题的话，农耕侵吞草原，工业污染草原，再危及人类的“小命”，难道不是更野蛮的野蛮吗?大地是母亲，伤残草原母亲还能算文明吗?
游牧民坚信小命服从大命，从属于大命。因而，死后举行天葬，重归自然，认为只有这样灵魂升入腾格里(天)。游牧民活着的时候，其衣食住行来源于自然又返还给自然，死了以后让狼吃掉尸体重归自然。这或许是人与自然的真正的融为一体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