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兴安岭西北麓、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原始森林中，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少数民族部落——敖鲁古雅的鄂温克驯鹿人。他们整年游荡在大兴安岭原始森林中，靠放养驯鹿和狩猎为生，被称为中国“最后的狩猎民族”。由于长期的狩猎及不断开发林业资源，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生态环境日益恶化。8月10日，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开始进行生态移民，但是，搬迁下山的猎民能够适应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吗？近日，本报记者走进大兴安岭林海深处，探访中国最后的狩猎部落。   

    　　最后一个猎民点

　　在幽暗的大兴安岭原始密林中，一顶帆布帐篷和一座“撮罗子”———用鄂温克民族传统工艺搭建的窝棚，这就是鄂温克猎民在茫茫兴安岭林海中的最后一块栖居地。

　　8月10日之前，敖鲁古雅深山中还有40多位鄂温克猎民，分布在五个猎民点上。当敖鲁古雅生态移民一批批走出大山后，玛丽亚·索猎民点就成了大兴安岭深山密林中最后的一个猎民点，猎民点上没有下山的九个人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国最后的狩猎部落”。为了找到他们，记者在路上辗转了五天。

　　这最后一个猎民点之所以没有下山定居，是因为74岁的玛丽亚·索不肯下山，几个晚辈只好留在山上陪伴老人。

　　玛丽亚·索被研究“使鹿鄂温克”的学者称为鄂温克传统文化最后一代承载者，在敖鲁古雅乡的鄂温克猎民中极受尊敬。老人一辈子都在兴安岭的密林中度过，至今不会说汉话，但是她对大兴安岭原始森林以外的生活并不陌生。从年轻到年老，玛丽亚·索一边固守传统的鄂温克狩猎文化和游猎生活方式，一边把自己的每个子女都送出大山读书，融入现代生活。何英军是玛丽亚·索老人最小的儿子，从内蒙古农业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距敖鲁古雅300公里的根河市工作。他曾把老人接到根河市尽孝心，但老人在根河的楼房里只住了几天，就再也住不下去了。大概是因为有过这样的经历，所以，何英军特别能理解老人面临搬迁时的心情，于是最近一直在山上陪伴老人。与其他人不同的是，何英军不是来劝老人搬迁的，而是帮助老人留下的。

    新的敖鲁古雅民族乡位于根河市西郊的西乌契亚河畔，这里已经建起62套猎民定居房，两室一厨一卫的统一格局，预装了有线电视光缆和暖气管道。按照生态移民规划，新敖乡乡政府、小学、卫生所、敬老院和鄂温克民族博物馆等设施，年底前将陆续建成。

　　第一批搬迁的猎民是8月10日下山的，但是第二天，就有一些猎民想返回大山。根河市负责此次移民工作的部门组织市里的科局进行一对一包干，帮助猎民解决困难。记者到达新敖乡的时候，第一批搬迁下山的猎民基本上已经安顿下来，但第二批搬迁下山的猎民所要面对的，仍是第一批搬迁者所要面临的问题：一是驯鹿的饲料；二是猎民的生活条件。

　　雪峰一家是第二批搬迁的猎民，不多的几件家具随意地堆在院里，一家人正坐在装松塔的麻袋上嗑松籽。我们问，为什么不把东西搬进屋，雪峰说，屋里地方太小，东西没法放。我们进去看了看，每户面积大约40平方米，的确算不上宽敞，但是就我们看来，倒不是东西没地方放，而是不大的地方没有什么东西可放。

　　鄂温克猎民由于长期从事游猎生产，家中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就是驯鹿和猎枪，全部的生活用品也就是一顶“撮罗子”和一口铁锅、几张地铺。当他们突然走出深山老林，住进新居，面对不用烧劈柴的液化气，能收到凤凰卫视的有线电视时，才发现，新的生活不是一个行李卷和一口
铁锅就能对付的，他们要置办的东西还有很多。

　　生态移民与一般的搬迁、拆迁，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移民不仅要告别故园，而且要面对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改变，甚至是民族文化的改变和更生。如此巨变，对于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家庭，这都是一次夹杂着痛苦与希望的迁徙之路。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白兰最初是不赞同这次生态移民的，她担心，一种独一无二的游猎文化会在移民之后归于消失。白兰的话很婉转，她说：“鄂温克的狩猎、驯鹿文化没有和其他文化碰撞和融合的机会，她要么生，要么就是死”。“所有的一切给予了敖鲁古雅使鹿鄂温克一种外力的干预，所以这个文化将不可避免地有她的硬伤。”但是，当白兰离开敖鲁古雅的时候，她也不无痛苦地承认：“只有生命得到保证，文化才能得到传承。总不能因为要保留传统文化而让一个民族永远生活在一个社会形态中。”

　　事实上，使鹿鄂温克猎民已经不是第一次搬迁了。解放前夕，鄂温克猎民还处在原始社会末期的父系家族公社阶段。解放后，在政府组织下，使鹿鄂温克猎民两次定居：1957年从散居山林定居到额尔古纳河畔的奇乾乡，1965年又从奇乾乡定居到现在的敖鲁古雅乡。但这两次迁徙，鄂温克猎民都没有走出兴安岭的深山，没有改变传统的狩猎和放养驯鹿的生产生活方式。那么，这一次呢？

　　根河市准备在此次生态移民之后，在新的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建立民族博物馆、民俗村、狩猎场等，用各种方式来保留敖鲁古雅使鹿鄂温克的文化。但是，一种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的文化，在以旅游观光为目的的开发中，会在多大程度上得以保存和发展？